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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汉末农民起义？
汉末农民起义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在中国历史上，它第一次把农民战争和宗教结合起来，宗教强化了农民战争的动员能力，包括思想的号召力，这是一次在宗教思想支持下的大规模的农民战争。那么农民战争和宗教结为什么会结合起来？以及它带来了哪些影响呢？
东汉流民：
“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人何在西击胡，吏买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咙胡。”这是东汉晚期流传的一首歌谣。大意是说：小麦还在生长，大麦已经成熟，在田间收割的只有妇孺。家里的男人在哪里？男人都在西北胡地服兵役。基层官吏自备车马，一路向西。百姓苦不堪言，控诉无门，只能含泪吞声，私下论议。
国家有边患，男儿服役从戎、保家卫国，本来是寻常之事。可是，东汉后期的西北兵役为什么会让百姓如此痛入骨髓而怨声载道呢？
这主要是因为战争给东汉王朝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汉安帝时期（106—125年），为平息羌乱，花费二百四十多亿。汉顺帝时期（125—145年）的一场战争，又耗资八十亿。而当时，东汉王朝一年的财政收入，也只有大约八十亿。这无休无止的庞大军费，自然都出在百姓身上。
旷日持久的对羌战争，成为东汉王朝始终无法甩掉的沉重包袱，也给黎民百姓带来无限痛苦。男子出生入死，奔命边关；妇孺劳作田间，还得负担巨额军费和多如牛毛的杂税。战争之外，东汉后期的土地兼并问题愈演愈烈，“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加上连年灾荒瘟疫，百姓困苦不堪。很多人为了活命，不得不扶老携幼，背井离乡，四处流浪乞食，成为流民。
太平道：
早在西汉成帝时，一个名叫甘忠可的人，从滨海齐地千里迢迢来到京城长安，向朝廷献上了一部名叫《包元太平经》的书。朝廷认为他假借鬼神欺上惑众，将他关进大牢。东汉顺帝时，齐人宫崇向天子奏上《太平清领书》，被没收封存在帝国的书库里。桓帝时，著名的方士襄楷又向皇帝提到这部书，皇帝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也没有追究他的过失。到了灵帝时期，张角接受并宣传《太平清领书》的思想，创立了一个宗教组织——太平道。
张角的太平道，并不是当时唯一的道教组织。位于巴山北麓的午子山，壑幽林密，溪水潺潺，风景秀丽。相传，东汉人张修曾在这里创立了“五斗米道”，在百姓中收徒传道。百姓交五斗米，就可以加入组织，“五斗米道”由此得名。张修在徒众中建立起严格的管理组织，俨然成为一个与地方政府分庭抗礼的独立王国。
太平道用符水疗疾，给老百姓治病，正是当时广大生活在死亡线上的老百姓生活上和心理上的一种需要。太平道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与东汉后期社会矛盾激化、广大人民群众困苦不堪有很大的关系。
黄巾举事：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是太平道发动起义的战斗口号，也是他们起义前的舆论准备。“苍天”，代表腐朽的东汉政权；“黄天”，则代表新生的太平道理想社会。“甲子”，是184年，即汉灵帝中平元年，为农历甲子年。实际上，“苍天已死”的口号并不是张角发动黄巾起义时才发明的。20世纪70年代，考古学家在安徽亳州的曹氏宗族墓地发现了一块墓砖，上面赫然刻着四个字：“仓天乃死”。“仓天”，也就是“苍天”。“苍天乃死”，与张角太平道宣扬的“苍天已死”口号如出一辙。这块墓砖有明确的纪年——汉灵帝建宁三年（170年），比张角起事早了十几年。这说明，早在张角起事之前，下层百姓中间就普遍弥漫着绝望和仇恨的情绪，这也是太平道迅速发展的群众基础和时代背景。一旦有星星之火，就会形成燎原之势。
总之，张角领导的黄巾大起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宗教形式发动的全国性农民暴动。它虽然没能推翻东汉政权，但是使这个老迈腐朽的封建王朝遭受重创，奄奄一息。第一，东汉政府的统治秩序受到巨大冲击，国家财政出现了巨大危机，宦官与士大夫群体的矛盾进一步激化，统治更加黑暗。第二，黄巾军开启了一个持续动荡的时代。在边疆，汉族豪强与羌人、乌桓、鲜卑势力联合，边陲再无宁日。在中原，小规模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官军疲于奔命。第三，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形成了一批大大小小的军阀，他们逐渐由帝国秩序的维护者演变为东汉王朝的掘墓人。后来开创了三国鼎立局面的曹操、刘备及孙权的父亲孙坚，都曾参与过镇压黄巾起义。
其实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农民起义，都是一群可怜的草根无路可走的悲壮之举。汉末的农民起义也不例外。
当时政治的昏暗一定是到了非常严重的境地，这时候再来一个什么自然灾害的话，就具备了起义所有的客观条件。然后缺的，不过是一个振臂高呼的人。当张角兄弟喊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时候，未来怎样？他们并不清楚。
黄巾起义的最终结局是被东汉末年的军阀和朝廷联手剿灭了。起义虽然失败，但却正式敲响了汉王朝的丧钟。天下开始狼烟四起，军阀混战，终于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
随着魏文帝曹丕的即位，汉朝宣告灭亡。
汉末农民起义是指黄巾军起义。
东汉末，政府朝廷混乱，外戚、宦官干涉政务，中央集权体制已然衰落，地方分权格局加剧。
地方上连年旱灾，赋税却依旧延续征收，不见减少。
所以农民暴动是历史必然，然而地方军阀也开始了磨刀霍霍。
农民为了吃饭为了生存，为了争取自身的安定生活，拿起各式农具讨伐汉朝的昏庸无道，但最终失败了。
皇帝从农民身上获取了全部的资源，最后却还不断压榨人民。人民何罪之有？！
两汉农民起义的根源都在于经济的崩溃，西汉时期由于王莽篡逆，整个西汉时期的政治资产全部被王莽所篡夺。因此王莽可以随心所欲的实行他的那一套天方夜谭似的经济政策。
首先，他主张改变币值。将原本的五铢钱全部废弃，而使用他种类繁多的新币。据《汉书》记载：
“莽即真，以为书‘刘’字有‘金’、‘刀’，乃罢错刀、契刀及五铢钱，而更作金、银、龟、贝、钱、布之品，名曰‘宝货’。 小钱径六分，重一铢，文曰‘小钱直一’。次七分，三铢，曰‘幺钱一十’。次八分，五铢，曰‘幼钱二十’。次九分，七铢曰‘中钱三十’。次一寸，九铢，曰‘壮钱四十’。因前‘大钱五十’，是为钱货六品，直各如其文。
这项改革在短短数年中就将国家经济捣毁，由于它是全方位的经济革命而不是部分的改革完善。所以，因为王莽改制而破产的人不计其数，这些人都投入到了反王莽的队伍中，也就是后来的农民起义军。
东汉时期的黄巾军起义也是由于经济的困难造成的。东汉桓帝时期国家经济就已经开始面临极大困难。桓帝延熹四年就开始明码标价出售实际官职和高级爵位：
“占卖关内侯、虎贲、羽林、缇骑营士、五大夫钱各有差。”光和五年，“初开西邸卖官，自关内侯、虎贲、羽林，入钱各有差。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
在卖官鬻爵的过程中，所使用的钱币数量非常惊人。“初开西邸卖官，自关内侯、虎贲、羽林，入钱各有差。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这样的钱币数量足以使五铢钱的价值跌到谷底。一般等价物的崩溃和贬值自然会让小农的经济破产，黄巾军起义便是由此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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