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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念粟裕诞辰一百周年

血洒遵义的红军将领
作者:胡志刚    文章来源:神州杂志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12-11    

 

平江起义后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图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序列表

  1966年4月的一天上午,一辆小轿车自北向南行驶在内(江)宜(宾)公路上,车上坐着的是从成都前往宜宾视察工作的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彭德怀。轿车驶入四川省富顺县境内时,彭德怀下令停车。他走下车来,举目远眺,只见沱江蜿蜒流淌,帆影点点,丘陵起伏绵延,一片碧绿,不由得感叹:“地灵人杰啊!难怪英才辈出。30多年前,我有一位亲密战友,就是这里的人,可惜他早已在长征途中牺牲了。”说罢,神情凝重,沉默良久。彭德怀所说的亲密战友,就是鲜为人知的红军高级将领邓萍。

  邓萍,1908年生于富顺县,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在校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领导著名的平江起义,先后担任红五军参谋长、红三军团参谋长兼红五军军长,一度出任中央红军军事政治学校教育长,参加过五次反“围剿”和长沙战役、赣江战役,以及惨烈的广昌保卫战、湘江之战等。1935年2月27日,在第二次遵义战役中牺牲,年仅27岁。

  1927年冬,邓萍与彭德怀相识,此后,二人朝夕相处,并肩战斗达7年之久,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平江举事献谋略

  1927年冬,刚从军校毕业的邓萍受党组织的派遣,前住国民革命军湖南独立第五师第一团作兵运工作。行前,组织向他介绍了团长彭德怀的情况和此行的任务。

  彭德怀出身贫苦,刚正不阿,嫉恶如仇,早在北伐时期就结识了共产党员段德昌,并在其启发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几个月前,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发动反革命政变,彭德怀表现了强烈的义愤,而且就在这个白色恐怖下的革命低潮时期,递交了入党申请书。邓萍此行的目的,就是负责该团党的工作,代表党组织在思想上、政治上关心帮助彭德怀,在彭部建立起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促使一团早日起义成为一支革命生力军。

  邓萍的到来使彭德怀十分高兴。在他眼里,邓萍绝非下属,而是党组织为关心自己而派来的使者,是党的化身。

  不久,党组织秘密派人通知邓萍:中共湖南省委已批准彭德怀入党。作为监誓人,他的工作并不仅仅限于仪式的各个环节——宣誓人身着的军服、马靴、武装带、白手套都是他在事前细心准备的。至此,独立一团已有了8名党员,正式成立了团党委,由彭德怀任书记。邓萍提出:以后上级来人,先由自己接应,辨别后,再向彭德怀引见,以避免团长暴露身份,增添危险。

  1928年夏,为适应武装斗争形势,上级指示独立一团尽快举行起义。7月17日晚,中共湖南省委特派员滕代远来到平江,与彭德怀、邓萍商定:起义定在7月22日上午10时。18日夜,在平江县城一家医院的病房里,三人研究了起义的军事部署。邓萍对着军事地图说:“平江县城内除警察局、民团外,再无其他兵力,我们放一个营绰绰有余,但出县城100公里,就驻有敌人正规军一个团,这是对起义最大的威胁。因此,我建议在起义开始前派小股部队占领电话局,截断电报、电话,以免敌人向外间呼救。再在离城30公里援敌必经的两个方向分别部署一个营的兵力,并将城内这个营的重机枪、迫击炮全部调拨给他们。明天,即可以训练为名将部队开赴目的地,同时,架通电话线。工兵连在援敌必经的两座大桥上预埋好炸药,接好引爆电线,这样就可断绝敌外援之路,确保城里举事成功。”彭德怀不由得对邓萍的军事谋划才能刮目相看,连连赞叹:“邓萍同志不愧是黄埔出身,比我这个讲武堂出来的丘八强多了!”

  7月22日,平江起义的枪声打响,并取得胜利。按照省委指示,以起义部队为基础,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彭德怀任军长,滕代远任政治委员。鉴于邓萍初次展露的军事才能,彭德怀提议并经省委批准,由邓萍任红五军参谋长。从此,邓萍正式成为彭德怀的军事助手。

  鏖战之中战友情

  平江起义后,彭德怀、滕代远、邓萍率红五军撤出县城。一路苦战,冲破重围,先是向湘鄂赣边开进,后又南折,于1929年2月下旬,与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在井冈山会师。会师后不久,两军前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为打破敌人对井冈山的“围剿”并解决部队过冬给养,红四军跳出井冈山向赣南进击,红五军留守井冈山。

 

平江起义时1团1营营区

  在红四军下山后的第3天,敌人以10个团的重兵,向井冈山发起围攻。

  红五军前委急忙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当前的态势。彭德怀对大家说:“这是我们红五军成立以来的第一次恶仗。现在进攻我们的敌军有14个团,而我们只有两千多人。刚才接到报告,黄洋界、八面山、白泥湖3处要隘已被敌人攻占。敌人正在进行短期的战场休整,之后将会对我们发起更猛烈的进攻。敌人的包围圈正在一步一步缩小,我们硬守是守不住的,只能当机立断,组织突围。下面,请参谋长讲突围作战部署。”邓萍指着墙上挂着的大幅军事地图的一处说:“突围地点,选择在湘敌、赣敌结合部。集中我们现有的兵力、火力,形成相对优势,出其不意,猛打猛拼,撕开一条口子。同时,前沿各部不要与敌脱离接触,粘住他们,暗中抽出大部分兵力,参加突围恶战。我意由我带领特务连、机枪连、迫击炮连作尖刀,待缺口撕开后,一团、七团分作左右冀,形成一条安全通道,政委带电话队、卫生队护送全部家属、伤病员快速通过,军长带四团殿后保护。”彭德怀一听,连连摆手:“不妥!不妥!我从前在湘军当兵时就来过这里,要论作尖刀、打前锋,你没有我合适。”邓萍坚决地说:“你是一军之长,责任重大,五军的发展,还要靠你。再说,还有那么多的伤病员和家属需要保护,这是朱毛首长临下山时交给你的重任啊!军情紧急,莫再争论了。”见彭、滕点了点头,邓萍命令传令兵、电话兵:“立即通知各团和军直属队的军政主官,限20分钟内赶到军部开会!”

  按照邓萍的这番部署,红五军冲出了重围,辗转兴国,突袭于都并取胜。但邓萍不幸负伤并因伤口感染高烧不退,只好留在当地疗伤。临走时,彭德怀留下缴获的药品罐头,并向当地地下党赠送了一批枪支弹药,对其负责人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保护好、照顾好邓萍同志!”3个月后,红五军回师井冈山路过这里,痊愈了的邓萍眼含泪花,双手与彭德怀紧紧握在一起。

  1930年6月,红五军扩编为红三军团,彭德怀任军团长,滕代远任政委,邓萍任参谋长兼红五军军长。8月23日,一军团、三军团在湖南浏阳会师后组建成“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邓萍仍担任三军团参谋长。以后,红一方面军的序列几经变更,但红三军团始终都是彭德怀任军团长,邓萍任参谋长,二人可谓“黄金搭档”,率部参加了两次长沙战役、赣州战役、岳州战役、4次反“围剿”等战斗并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邓萍杰出的军事才能、扎实的参谋业务功底和危险之际勇挑重担的革命精神,给彭德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襄助分忧赴危难

  1931年秋,红一方面军取得了第3次反“围剿”的胜利,全军进入了休整阶段。遵照中革军委的命令,邓萍来到瑞金,担任刚刚组建的“中央红军军事政治学校”的教育长,暂时离开了彭德怀。为此,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毛泽东对他说:“这次为了调你来,我把德怀同志‘得罪’了,当我和他在电话上商量时,他坦率直言,对我有很大意见;但又说,身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只好暂时忍痛割爱了。我连连表示歉意,这件事情真对不住他啰!”

 

平江起义指挥部

  完成了在瑞金的任务后,在彭德怀的电话催促下,邓萍又回到了三军团,继续担任军团参谋长兼红五军军长,与彭德怀一起,率领部队投入了第4次反“围剿”斗争。

  1933年,不甘心第4次“围剿”失败的蒋介石,纠集百万兵力,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对中央苏区发起了第5次“围剿”。此时,毛泽东已被排挤出红军领导岗位,把持中央大权的,是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博古。前4次反“围剿”的战略战术和成功经验被否决,李德、博古提出了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处”、“不让敌人铁蹄蹂躏苏区一寸土地”等僵死、教条的战术口号,在这次反“围剿”作战中犯下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撤退中的逃跑主义”的错误。

  10月18日,敌军7个师在红三军团正面的资溪、黎川地区构筑一条长100公里、宽20公里的防线,碉堡密布,重兵云集,由轻重机枪组成的火力点每隔10米就有一个,其企图就是吸引红军前来进攻,消耗和消灭红军。遵照临时中央的命令,三军团在黎川向强敌发起进攻,战至25日,不但没有达到突破敌封锁、占领资溪的作战目的,反而伤亡惨重,不得不拖着疲惫之师退出战斗。

  红三军团作战失利损失惨重,彭德怀、滕代远、邓萍忧心如焚。3人点验了人员伤亡、武器丢损情况后,联名给中革军委提出了两条建议。一条是:“我军应充实和集中现有兵力(一、三军团、十军),向东北方向突击,歼灭赵观涛部,调动敌人大部队北上,以掌握战场主动权。”一条是“组织兵力向赣东北作战,威胁芜湖、景德镇”。建议发出之前,邓萍伏在地图上仔细研究了战场上的敌我态势,又令作战参谋报告了一、三军团正面、侧翼的敌军兵力、火力的数量和配置情况,思索了一会儿说:“军团长、政委,我建议在第一条建议中加上‘背靠资溪,向金溪、贵溪方向挺进。’这样就更具体了。”彭德怀投过赞许的目光,连连称对。在签发电报时,彭德怀在原先商定的署名“彭、滕、邓”中暗暗划去了“邓”。这封电报发出去后不久,滕代远被调离。到了1934年1月,彭德怀的中革军委副主席也被免掉。当邓萍了解到事情的原委时,内心不由得十分感动。他向彭德怀表示谢意,彭德怀只是淡淡地说:“我和政委是军团的主官,别人的意见和建议最终要我们定夺,当然必须署名。而你是参谋长,可署也可不署。”

  1934年4月,敌人以7个师、1个炮兵旅的重兵在飞机的掩护下向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发起猛攻。中革军委命令:由红三军团防守广昌,并伺机对敌“短促突击”,不许放进一个敌人,违者军法从事。军令如山,彭德怀、邓萍不敢怠慢,忙组织全军团一万二千人进入阵地,并调集战士日夜抢筑工事、碉堡。在军团部,彭德怀对前来视察工作的李德、博古进言:“敌人有7个师的重兵和飞机大炮,火力凶猛,而我们只有一万两千人,再坚固的工事也经不住敌机轰炸,死守是守不住的。建议改为机动防御,留一个加强连吸引敌军进攻,待敌军蜂拥攻城时,我伺机出山猛袭敌之侧翼。”李德、博古对彭德怀的建议不以为然,反而都认为彭德怀因屡受批评被中央撤去了中革军委副主席的职务,才对组织心怀不满,不能和中央保持一致。

  为说服李德、博古,避免红三军团再次出现重大伤亡,彭德怀拿出了一张《广昌机动防御首长决心图》,这是邓萍昨夜绘制的。李德看了一会儿地图,拿开嘴上的烟斗,吐出了一团烟雾和一句话:“这幅图是谁绘制的?”听了彭德怀的回答后,这位“图上作业专家”瞪起褐色的眼珠子:“我发现有两个问题,一是阵地上火力配置标绘得不详细。按照我的要求,一挺机枪、一门迫击炮在什么位置都必须画清楚。二是等高线有些地方弯曲得与我那里的地图不一样。”彭德怀见李德根本不谈战役战术思想,只是在枝节上纠缠,压住火气解释:“按照我们中国军事学校和红军的有关规程,《首长决心图》是体现战役、战术思想的,不必要也不可能标注轻火器的配置位置。这一带的地图是‘问测’的,不是‘实测’的,你的地图和我们这份地图比例也不一样,等高线弯曲误差在所难免。”李德的嘴角浮起一丝轻蔑的笑:“你这是狡辩。我曾经批评过刘伯承同志,说他白在苏联上了几年伏龙芝军事学院。我听说邓萍同志是黄埔军校毕业的,但看了这份有许多常识性错误的地图后,我不得不遗憾地提出同样的批评:他的黄埔军校也是白上了!”听到李德肆无忌惮地侮辱邓萍,彭德怀“呼”地站起来,怒不可遏地指着他说:“邓萍同志和我并肩战斗了6年,给我出了多少好主意,谋划了多少战斗,你知道吗?三军团从平江起义时的2000多人发展到今天12000人,离不开邓萍同志。他的军事才华,岂是你李德能够比的?”李德恼羞成怒,冲着彭德怀大吼:“你们必须执行中革军委的命令,不准有一丝改动。否则,后果自负。”

  英年早殁遵义城

  在李德、博古的强令下,红三军团与兵力和装备都占优势的敌人搞阵地对垒,伤亡日增,减员严重。到了后来,一天伤亡近100人,弹药已快殆尽,不得不退出战斗。刚一安顿下来,怒容满面的彭德怀带着警卫员扬鞭策马,急急地朝10公里外的中革军委前敌指挥所奔去。

  到了黄昏时分,彭德怀才赶回军团部。邓萍关切地问道:“你不回来,我也吃不下饭。谈得怎么样?”彭德怀说:“我和李德大吵了一架。我拍桌子,他砸杯子;我骂他‘崽卖爷田心不疼’,他暴跳如雷,骂我贪生怕死,擅自撤退,把敌人放进苏区,扬言要对我执行军纪。吃完饭,我就把两件旧军服打进背包,等着保卫局的人来。老子今天总算出了口恶气,早就想痛骂他了!”邓萍说:“李德根本不懂中国南方丘陵水网地带作战,却素来以太上皇自居,飞扬跋扈,不可一世!连身经百战、经验丰富的我军高级将领,也要被他讥讽斥骂。对这种人,你骂得好!也出了我长期憋闷的恶气!他瞎指挥,造成了那么大的恶果,全党全军早就怨声载道了,他还敢来抓人?”邓萍的支持理解使彭德怀沉重委屈的心很感慰藉。

  在错误路线的指挥下,红军第5次反“围剿”失败,不得不进行大规模战略转移。

  10月21日晚,三军团作为左翼护卫,掩护着庞杂的中央机关进入了五岭山区。之后,行至广西境内,在湘江上游的全州、兴安间同凶悍的桂军发生激战,这就是著名的“湘江之战”。红三军团与友军一样,遭受了重大损失,下属红六师参谋长杜中美、十团团长沈述清阵亡。

  10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会议,决定放弃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预定计划,转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1935年1月9日,红军占领遵义。15日至17日,召开了遵义会议,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从19日开始,红军各部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开始“四渡赤水”。

  在一渡赤水后的2月23日,中革军委电令红三军团必须在本月底前重占遵义,以调动敌人南返。24日,杨尚昆(接替滕代远任军团政委),邓萍率部队从川南黔北向南急行军,扑向通往遵义的要隘——娄山关。等到了才发现,黔军已先我占领了遵义的北大门。

  这时,天空中飘起了阵阵雨加雪,绵绵密密,纷纷扬扬,寒风刺骨。彭德怀、杨尚昆、邓萍在警卫员撑起的油纸伞下,开起了紧急作战会。彭德怀对杨、邓二人说:“不仅要拿下娄山关,打通去遵义的通道,还要将山上敌人全部消灭,避免其溃逃进入遵义,给我军下一步的攻城作战增加困难。”杨尚昆点点头:“是歼灭而非击溃,这是作战的指导思想。”按照两位首长的要求,邓萍作了部署并亲自指挥了这场战斗:“十一团首先从娄山关左翼迂回到山后断敌退路,十三团、十团分别从正面和右翼进攻。”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娄山关的主峰上便飘起了红旗。

  红三军团首战告捷,乘胜前进,于27日上午9时攻占遵义城外围的一个小隘口——石字铺。下午,红军进抵遵义城下。此时,已近傍晚。

  在军团部,邓萍找来十一团政委张爱萍、参谋长蓝国清,研究攻城部署。邓萍招呼二人在火盆边坐下,说:“占领遵义,调敌回援是毛主席战略部署的关键。刚才,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来电告诫我们,攻城宜早不宜迟,晚了,不但达不到目的,敌薛岳部还会赶来助战。现在我们已经暴露在城下,敌人已经明白了我们的意图,因此,攻击的发起时间越早越好。我现在就同你们一道去看地形并研究攻城方案,务必要在明天拂晓前占领遵义。”

  顶着连绵的阴雨和刺骨的寒风,邓萍和张爱萍、蓝国清隐藏在茂密的草丛中边看边研究。不幸的事就在这时发生了:突然一发冷弹击中了邓萍的头部,无情地夺去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将领的宝贵生命。此时,他年仅27岁。

  邓萍的不幸牺牲,给彭德怀带来了沉重的打击。望着邓萍那仿佛熟睡般的英俊面孔,这位身经百战的硬汉子禁不住悲痛万分,泪流满面。彭德怀默默拿起邓萍的遗物,一一凝视,交给前来料理邓萍后事的军团政治部主任刘少奇:“蔡司”望远镜、“柯尔特”手枪、“伏尔加河”自来水笔、手表,还有溅着点点血迹的《遵义敌军火力布防图》。然后他掏出怀表,拿起电话:“各部,总攻时间到。我命令,发起进攻!拿下遵义,为参谋长报仇!”

  (责任编辑 蒋佩玉)

  文自《党史纵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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