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秉荣同志创作的《中国工农红军全传》出版之际，他请我写篇文章，我说这么重大的题材，我写合适吗？他说：“大姐，由你写最合适，你父亲贺龙元帅是八一南昌暴动的总指挥，南昌暴动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而你出生十九天就参加了长征，是红军中年龄最小的成员，由你这最小的红军写文章更有特殊的意义。”
是啊，从1927年八一南昌暴动至今已80年了，我虽然经历了长征，但当时仅一岁，虽有亲身经历但没有记忆。关于红军的10年苦斗，多是从父母以及各方面了解到的。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8月1日，南昌暴动打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革命第一枪，自此，10年土地革命历史的一页掀开了。继南昌暴动后，在湖北、湖南、广东等省，也都纷纷举行暴动，尔后逐渐形成了三大苏区。
正当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顺利发展之际，从1930年起，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支配了全党，继而王明的“左”倾路线占了主导，他们不顾红军的实力，命令各地冒险举行暴动，给红军造成了很大损失。虽然如此，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贺龙、段德昌、周逸群、徐向前、曾中生等中共领袖的领导下，仍使红军和苏区不断发展壮大。在江西中央苏区，从1930年冬至1933年春，取得了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创建了红一方面军，并形成了红军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原则；在湘鄂西，贺龙、周逸群、段德昌经过几起几落，创建了红二军团；在鄂豫皖，徐向前等也粉碎了国民党军的连续“围剿”，并成立了红四方面军。
但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还是把中共和红军推上了绝路，中央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和湘鄂西、鄂豫皖红军的第四次反“围剿”失败了，红军不得不进行长征。长征初期，在博古、李德的盲目指挥下，红军又迭遭失败。遵义会议上，张闻天、王稼祥等投了关键一票，使毛泽东掌握了军队指挥权，此后，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过雪山、草地，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作斗争，终于到达了陕北。第二年贺龙、任弼时等也率红二、六军团从滇东出发，一路破关斩将，在滇西石鼓抢渡了金沙江，而后翻越大雪山抵甘孜。在甘孜，贺龙、任弼时等也与张国焘进行了斗争，并按中央指令成立了红二方面军。最后，迫张率红军北上。
在这部鸿篇巨制中，作者写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贺龙、邓小平、彭德怀、滕代远、刘伯承、叶剑英、聂荣臻、罗荣桓、徐向前、张闻天、王稼祥、博古等几乎所有的中共领袖的曲折经历，写了中国工农红军十年艰苦斗争的历程。写了南昌暴动、湘南暴动、广州暴动、秋收暴动、平江起义、洪湖暴动、黄麻暴动、苏区肃反、反五次“围剿”、万里长征等等大大小小的事件。书中人物个性鲜明，情节曲折生动。
中国工农红军给我们留下最宝贵的财富是红军精神，这种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中国工农红军能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创造奇迹，是他们把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放在了首位，正是这种崇高的思想信念的力量，这种敢为人先的精神的力量，支撑着他们跨越了种种艰难险阻，取得了斗争的胜利。在中国共产党走过86年历程的今天，尤其更要发扬这种革命的精神，而这种崇高的精神，正是我们现代一些人尤其是一些共产党员身上所缺少的。
我与秉荣同志相识于1980年，1980年6月总参《贺龙传》编写组成立之际，秉荣同志到了编写组工作。他是从北京军区宣传部借调来的。他对工作认真、负责，对同志真诚坦荡。1983年，他创作了长篇评书《菜刀记》，这是写我父亲的内容，各地电台播放后反响很大。后来他还连续出版了《反南昌》、《红海忠魂》、《神龙元帅》、《贺龙元帅》、《福将贺龙》、《贺龙传奇》、《贺龙姐弟》、《贺龙大传》、《贺龙全传》、《中共领袖蒙难记》、《洪湖曲》、《洪湖血浪》等一批反映中共领袖和红军题材的著作，还写了反映民国内容的《辛亥革命秘史》、《北伐秘史》、《国民政府秘史》等著作。这些创作为他写的这部《中国工农红军全传》作了准备工作。
对于他写这部书，我是赞成和支持的。我负责军科大百科部工作时，给他的创作提供了许多方便，我们经常一起探讨有关红军的历史和事件。他把写好的章节送给我看，他说他写此书的指导原则是：秉笔直书，注重史实，不搞“戏说”，让读者自己从中领悟中国革命之艰辛；尽最大可能做到于史有据，文字上尽量通俗易懂；他认为，虽成书于今日，不仅为当今读者负责，更要为以后的读者负责，要为人们留下一部具有丰富的史实价值而又具有真实性的中国工农红军全传。
我认为秉荣同志是遵循这一原则进行创作的，他潜心研究红军史记已27年，创作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我相信这部作品一定会得到读者的喜爱，也为研究中国近代史提供了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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