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谱》是怎样“一炮打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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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谱》是怎样“一炮打响”的

作者：石湾文章来源：人民政协报点击数：更新时间：2008-3-3

　　在新中国浩如烟海的文艺作品中，《红旗谱》是一部经得起时代和历史检验的里程碑式的长篇小说。此前，本刊陆续发表过关于这部小说的人物原型、作者生平、版本等等文章。那么，《红旗谱》是怎样写成的？它为什么能一炮打响？也许是更令人感兴趣的话题。作家石湾的这篇文章，揭示出大量创作细节，同时也回答了上面的问题。

　　如今，人们习惯把“文革”前诞生的一批革命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称之为红色精典。而在红色精典中，开风气之先的是长篇小说《红旗谱》，然后是《红日》、《红岩》、《红色娘子军》、《红灯记》……《红旗谱》是1957年底出版的，这部在当代文学史上有着里程碑式重要地位的作品一经面世，就引起巨大的轰动效应。除郭沫若、茅盾、周扬等文坛泰斗给予了高度赞赏外，报刊上发表了数十篇评论文章，探讨这部小说的思想艺术成就。其规模与声势，为解放后八九年间中国文坛所罕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958年是中国文坛的“《红旗谱》年”。半个世纪以来，《红旗谱》一版再版，发行数超过了2000万册，同时，还陆续改编成话剧、京剧和多个地方戏剧种以及电影和电视连续剧，使朱老忠、江涛、贾湘农、春兰等英雄形象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那么，这部红色经典究竟是怎样诞生的呢？

　　先说作者梁斌。梁斌原名梁维周，蠡县梁家庄人。青少年时期接触新文学作品，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考入保定第二师范，并参加了二师的学潮斗争。二师学潮遭到镇压，12名党员、1名团员惨遭杀害，40名学生被捕，史称“七六惨案”。1932年8月，在梁斌的家乡发生了著名的高蠡暴动。高阳、蠡县一带的广大农民在中共河北省委和中共保属特委的直接领导下，掀起了一场旨在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大规模的农民武装斗争，面对敌强我弱的形势，为创建红军、建立地方苏维埃政权，进行了一次伟大的尝试。梁斌曾说:“自入团以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是刺在我心上的第一个荆棘。二师‘七六’惨案是刺在我心上的第二棵荆棘。‘高蠡暴动’是刺在我心上的第三棵荆棘。自此以后，我下定决心，挥动笔杆做刀枪，同敌人战斗！”

　　1933年，梁斌流浪到北平，参加了北方左翼作家联盟，开始写杂文、散文，挣一点稿费维持生活。而后到济南，考入山东省立剧院，学习戏剧表演，并坚持文学创作，于1935年写出了第一次以高蠡暴动为题材的短篇小说《夜之交流》。1937年春天，他回到蠡县，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历任蠡县救国会委员、冀中区新世纪剧社社长、游击十一大队政委、冀中文化界抗战建国会文艺部长等职。1941年冬天，梁斌和一起工作的战友，接待了一位来上访的老汉。老汉六十多岁，个不高，说话声音却很大，看上去非常干练。老汉有三个儿子，二儿子宋鹤梅和三儿子宋汝梅都是梁斌高小时代的同学。宋汝梅在区自卫队当队长，不久前遭内奸暗害。关于暗害的情节，老汉和县里有不同的意见，便赶来向区党委告状，要给他惟一的小儿子报仇。因为他的大儿子也在革命斗争中牺牲了，他的二儿子参加高蠡暴动后被捕惨遭杀害。老汉的遭遇太悲惨，可他的态度却表现得非常刚强，没有一丝悲观绝望的情绪。这位老汉的形象立刻涌入梁斌的脑海，使他久久难忘。第二年，他根据老汉的遭遇，用第一人称叙述的手法，写成短篇小说《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开始出现朱老忠这个刚健的形象，并勾画出了高蠡暴动的轮廓。后来他又把它扩展为中篇小说《父亲》，也就是《红旗谱》的雏形。1945年和1946年，梁斌先后任中共蠡县县委宣传部长和县委副书记。1948年随军南下，任湖北襄樊地委宣传部长。无论辗转到哪里，以高蠡暴动为核心的冀中农民革命斗争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画面，始终强烈刺激着他的创作欲望。然而，此时的梁斌是政务缠身。是当官还是写作？他义无返顾地选择了后者。1952年，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亲自点将，调梁斌担任《武汉日报》社社长。但他上任不到一年便开始“不安心工作”，因为那一组中短篇小说原稿在抗战期间丢失了，所以就决心把已经在他心中酝酿了很久的革命斗争故事以长篇小说的形式写出来。1953年，中央下达干部修养条令，每个局级干部一年有两个月的假期。梁斌立刻请假北上，躲在北京碧云寺里正式开笔写作《红旗谱》。两个月时间，他拿出了提纲。回到武汉，他正式向组织提出“我要回到北方去”的辞官请求。就在这时，中央文学讲习所所长田间来了一封信。他与梁斌是老朋友，听说梁斌想去北京，就希望他能到文讲所工作。梁斌见信如获至宝，立刻回复:“我同意，请即刻发调令。”梁斌调任文讲所党支部书记后，因不用管教学业务，工作相对清闲些，所以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完成了《红旗谱》的初稿。当年文讲所的学员王慧敏，在2000年写的《忆母校》中曾这样描述梁斌:“他无论开会、参观、听报告或到食堂吃饭，一年四季腋下总夹着那个鼓鼓囊囊的深紫色皮包，甚至在会上发言时，还用一只手按着皮包，像是生怕遗失了。有时候还见他从皮包里抽出几页纸，记上点什么，又很快装进皮包里。同学们对这个神秘的皮包有各种猜测。直到1957年底梁斌同志的长篇小说《红旗谱》问世后，我才恍然大悟，揭开了他这个从不离身的旧皮包的秘密。”

　　确实，在作家云集的文讲所，起初谁也没想到这位专职的党支部书记，正在写着一部皇皇巨著，即便是看了《红旗谱》部分初稿的人，也没一个予以褒奖的，更没有出版社上门来争抢这个旧皮包里的“红宝石”。那么，《红旗谱》后来是怎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呢？这就要说到它的责任编辑肖也牧了。

　　肖也牧原名吴承淦，参加革命后改名吴小武。1937年他高中毕业，因抗日战争爆发，家乡沦陷，由浙江流亡到湖南长沙。经革命老人徐特立介绍，辗转到了五台山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队伍。曾先后担任过地区小报的编辑，地方剧团的演员。1939年开始以肖也牧为笔名在《边区文化》等报刊物上发表小说、散文。1945年8月入党，担任张家口铁路分局工人纠察队的副政委。1949年平津解放后，到团中央工作，连续发表了短篇小说《我们夫妻之间》、《海河边上》和中篇小说《锻炼》，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几十家地方报纸争相转载，并很快被改编成电影、连环画……当时他31岁，正是青春韶光，创作火焰熊熊烧起，却突如其来遭到丁玲、冯雪峰、陈涌等文坛头面人物的公开批判，被扣上了“小资产阶级创作倾向”的帽子，成了建国后第一个挨“棍子”的作家，使他被迫停下了笔，到中国青年出版社任文学编辑室副主任，开始了默默无闻为人做嫁衣的营生。

　　1954年，中青社文学编辑室正开始由出版翻译作品向出版创作作品的战略转移，走出去向作家广泛约稿，肖也牧听中央实验话剧院演员张云芳说，文讲所支部书记梁斌悄悄写了部关于高蠡暴动的长篇小说。张云芳和肖也牧是晋察冀地方剧团时的战友，她的丈夫潘之汀就在文讲所工作。肖也牧征得编辑室主任江晓天同意后，就和编辑张羽一起，去文讲所找梁斌，把《红旗谱》初稿抱了回来。据中青社老编辑黄伊回忆:“取回稿件，他关起门来，细细审读《红旗谱》原稿。看了稿件，他兴奋得了不得，给作家打电话时，激动得声音都变了。”黄伊还说:“肖也牧对梁斌这部处女作，评价很高，认为它不仅写出了如火如荼的北方农民运动的那股气势，小说中塑造的朱老忠、严志和、贾湘农、江涛和春兰等人物的形象，将极大地丰富我国近代文学史的人物画廊。张羽也审了稿，和也牧有同感。”但是，毕竟梁斌在战争年代长期做部队和地方的领导工作，不是专业作家，驾驭这样的重大题材，写一部上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初稿离出版的水平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肖也牧和张羽把《红旗谱》初稿送回梁斌时，详细谈了他们的审读意见，明确表示，稿子基础不错，已列入中青社的重点书稿，希望他认真加以修改、充实，使之成为一部“能一炮打响的杰作”。

　　肖也牧和张羽的鼓励，使梁斌信心倍增。为了将《红旗谱》早日交付中青社出版，他毅然决定辞去文讲所支部书记的职务，回故乡河北去。为此，他求助于在华北局组织部担任领导职务的老战友陈鹏。未料陈鹏说:“你还是到天津去吧，可安排你当副市长。”梁斌回答:“我不想做官，也没有意思当副市长。”经过几番周折，1955年3月，他终于如愿以偿，到河北省文联挂了个“副主席”的名，以专业作家的身份专心致志地从事《红旗谱》的写作。他在高阳、蠡县走村串户，访问当年参加革命斗争的老同志，充实自己的生活，把全部身心沉浸在创作境界里。在省文联院内的一间小平房里，他埋头写作，每天早晨3点起床，往往一直写到中午，连早饭都顾不上吃。经过半年的奋战，他将《红旗谱》改出了一稿。张羽、肖也牧先后审读之后，由张羽执笔，以中国青年出版社第二编辑室的名义，给梁斌写了一封长达1500字的信，对书稿作了概略的肯定，并提出两条意见:“作品还写得粗糙，有些章节还缺乏很好的剪裁”；“作品中对党的地下工作的艰苦性写得不够。”此外，还强调“作品中所写的历史事件中的人物活动，哪些应该肯定，哪些需要批判，有必要明确指出”；“也因为它是描写革命斗争的小说，将会在读者中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和你都应以认真的心情来对待它……除了请河北党委审查外，还有必要请中央审查。”最后写道:“兹寄上约稿合同二纸，并约稿费200元，请收下。将另一纸合同签好(请你填一个估计的交稿日期)，退还我们。”11月12日，梁斌在复信中表示:“感谢你们尊重我的劳动，我同意你们的意见，出版前要送中央及作家协会审查一下。”并说:“现在我打算分两部出书。第一部(《红旗谱》)，约27万字。第二部《七月》约24万字。第一部约在明年夏初交稿。第二部约在秋末交稿。这样，在现在基础上，可以搞得好一点。”

　　为了节省梁斌的时间，1956年春末，肖也牧专程去保定审看《红旗谱》。看完之后，他兴奋地对梁斌说:“诗，这是史诗，千字18元，3万册一个定额……”并与梁斌正式签了约稿合同。江晓天对《红旗谱》这部重点书稿的编辑工作抓得很紧。梁斌在1956年底交稿之后，江晓天考虑到肖也牧是从晋察冀根据地来的，对《红旗谱》所写的高蠡农民运动及蠡县博野一带的生活比较熟悉，就决定由他来当责任编辑。

　　应该说，由肖也牧来当《红旗谱》的责编，不仅是梁斌的幸运，而且，对于中国文坛和广大读者来说，也是一件幸事。当年与肖也牧坐对面桌的青年编辑王扶，在《第一个带路的人——忆肖也牧老师》一文中写道:“我记得，当你看过《红旗谱》的初稿第一天起，你怀着绝不亚于作者的激情赞美它；你为它那些不完善的地方呕心沥血，整夜整夜地思考着修改方案；你为它精心作着文字的加工和润饰。有时为了一句语言，委托我回家时请教一下祖母(《红旗谱》写的是我家乡的事)。你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为了一部伟大作品的产生，你放弃了自己的写作，放弃了睡眠，甚至放弃了吃饭，忍着剧烈的胃疼……”也曾亲眼目睹肖也牧修改加工《红旗谱》的黄伊，在一篇回忆文章里还提到:“也牧有一个坏习惯，一些关键的词句他一时实在想不出来时，他就急得咬手指甲。两三个月下来，我看见他的手指头都咬出血来了。”书稿编就后，肖也牧要求出版部门设法打扮《红旗谱》，给它出大开本、黄胄的插图本、精装本，乃至送到莱比锡去参加国际博览会的道林纸特藏本。连第一版封面上的书名题字，也是出自肖也牧的手笔。这就表明，假如不是有肖也牧这样一位殚精竭虑、认真细致的责任编辑，《红旗谱》的艺术成就未必会如此伟大，在文学出版史的地位也未必会如此崇高！正如江晓天在一篇怀念肖也牧的文章中所说:“《红旗谱》是中青社开创后，出版的第一部引起广泛注意的创作长篇小说，给编辑工作提供了许多重要经验……回想起来，当年一些作家听说肖也牧改行当编辑，一方面感到惋惜，一方面又感到高兴，大概就是因为他搞过创作，对作家冀望于编辑的是什么，有切身的感受。”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就在这部红色经典诞生之际，肖也牧因在“鸣放”中对几年前受到的错误批判讲了几句不满的话，就升级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撤消了编辑室副主任的职务。待《红旗谱》的第二部《播火记》(原名《七月》)完稿之后，他就不能再为梁斌当责任编辑了，而到《红旗谱》的第三部《烽烟图》交中青社出版时，他早已因在“文革”初期遭受迫害，含寃去世10年了。虽同是出自梁斌之手，但《播火记》、《烽烟图》的创作水平和社会效应远远不如《红旗谱》，究其原因，不能不说，是梁斌无幸再遇上肖也牧这样一位既有文学才华又甘于默默奉献的编辑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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