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率领的国民党东北军和杨虎城率领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多次进谏蒋介石无效反遭斥责后，被迫在西安扣留了前来部署“剿共”的蒋介石，发动了著名的西安事变。事变后，国际国内政治形势错综复杂变幻莫测，国民党各派系各霸一方，勾心斗角，亲日派更是蠢蠢欲动，觊觎大权，南京群龙无首，纷乱无绪的苗头争相显露，内战的硝烟骤然升起。在风起云涌的斗争漩涡里，中国共产党如何确立自己的策略，应对复杂局势，对国家命运和前途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当时中共中央负责人的张闻天，处变不惊，纵览全局，发扬民主，集中集体智慧，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作出了贡献。
处变不惊，提出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
在陕北高原一条曲折狭长的山谷里，面对洛河，座落着一个古老的小镇，这就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临时首都、党中央驻地——保安。12月12日凌晨2时30分，当惊动世界的西安事变的消息通过电报传来时，整个小镇沸腾了，一排接一排的窑洞，像传递火种似的亮了起来，灯光亮起的刹那间，笑声、叫声、欢闹声相继传出窑洞，窗门一扇扇打开了，红红的火把一把又一把被擎出洞外，与欢呼声、欢笑声交织成跳跃的熊熊火焰，火把从上往下，一行行聚到街上，温暖了这个荒僻山谷里的小镇……“哈哈!赶快把蒋介石这小子送到保安关起来！”“保安不要他，就地宰掉算了！”“先游街示众,让老百姓都看看，然后处决！”……干部群众人人拍手称快。对蒋介石这个双手沾满共产党人鲜血的刽子手，《红色中华》报上揭露了他的罪行，说他“十年反革命，五年卖国”，“虽百死也不足以赎其罪于万一”，强烈要求把蒋介石交给人民公审、裁决。这并非在做舆论引导，实在是反映了绝大多数人的愿望。因而，在一片审蒋、杀蒋愤怒声讨的浪潮中，对时局冷静、全面的分析差不多被淹没了。
张学良和杨虎城
张闻天从一开始便不赞成杀蒋、审蒋。中共中央接电后，张闻天就和毛泽东、周恩来等初步商议，决定应张学良之邀派周恩来赴西安协商。为应对这一突变，12月13日，张闻天在自己的住处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第一次正式讨论西安事变问题，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大家围坐在一起,热烈、兴奋地议论着这个惊雷一样的喜讯。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来，蒋介石杀人如麻，对共产党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现在，蒋介石被张、杨二将军扣了起来，大伙儿怎么能不兴奋快活呢？“蒋介石也会有今日!”“张学良确实干得不错!”“现在还有什么别的话好说，先将那些家伙杀了再说！”……由于无法搞清楚这一突发事件的来龙去脉，在讨论中，大家的感情因素占了上风，个别同志甚至提出打到南京去的口号。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不能把蒋介石列入亲日派内，基本的估计是中间立场。周恩来在发言中也认为“在政治上不采取与南京对立”。在倾听了同志们的发言后，张闻天讲了自己的看法：“政治形势很紧张，不断发生全国性的政治问题，在抗日问题上表现最大的问题就是民族妥协派(当时往往用这个词来指蒋介石嫡系势力,有时也称‘动摇派’，总之要把蒋系势力同‘亲日派’、‘投降派’、‘卖国势力’区别开来)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总要发生一种突变。张学良这次行动是开始揭破民族妥协派的行动，向着全国性的抗日方向发展。我们到西安就开始组织这一行动……”张闻天分析了当时形势后，接着提出了任务：“对妥协派应尽量争取，分化与孤立，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面对这一突发事件造成的复杂形势，张闻天提醒说：“党的工作首先应注意西安工作，继续不断地派人出去，同时利用外面的干部……这依靠我们党的策略正确。我们应领导走到顺利的方向，不要急躁，自己造成自己的困难。我们的方针：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尽管这次会议未能作出明确一致的方针决定，但张闻天的发言无疑给与会者注射了一针清醒剂。
在西安事变刚爆发的惊涛骇浪中，张闻天处变不惊，保持了比较冷静的头脑，比较及时地提出了建立全国抗日统一战线，联合和推动南京走抗日途径的政策思想。当然，他的这一看法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比较巩固的对蒋系政权将被迫不得不走抗日途径的形势分析作为基础的。早在西安事变一个月前的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张闻天就比较冷静地分析说：“南京方面更有抗日的可能，原因是日的进攻，英的态度，蒋的动摇，走到抗日方面来的较多。不能因他压迫我们，我们便轻易估计他是专门来打我们，而会与日妥协。”
纵览全局，明确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12月19日，在经过短短六天对形势的观察之后，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西安事变的问题。会上，毛泽东着重分析了形势的两个方面，即当前严重的内战危机(黑暗的方面)和走向抗日的前途(光明的方面)，并指出争取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张闻天发言时说：“我们上次开会至现在已有六天。在这六天之中，这事件的现象与本质都显得更充分，所以，我们今天的方针，比前次是更进步的。”对于目前形势的全局，张闻天分析说：“这次事变的前途:一是全国性抗日的发动，一是内战的扩大……我们的方针确定为争取成为全国性的抗日，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更高地采取反对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失败的可能如弄得不好是有的，而且相当的大。胜利的可能是有的。失败了怎么办?尽量争取其一。困难的前途亦应准备。”接着，张闻天面对和解虽然已出现迹象而战云依旧密布的情况，明确而完整地提出和说明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他说道：“不站在反蒋的立场，不站在恢复反蒋的立场，因为这一立场可以使蒋的部下对立，是不好的。我们应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和平解决。”同时，张闻天还光明磊落地大胆批评说:“我们应把抗日为中心，对于要求把蒋介石交给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对于蒋介石的处置，张闻天明确指出党的方针是“进行和平调解”，同时军事上“以防御战来反对内战”，“对东北军应尽量与之配合”。这个问题在13日会议上是正式提出来的,而张闻天当天的发言中没有“倒蒋”、“除蒋”、“审蒋”的字样和意思,并委婉地提出要“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6天的客观形势发展说明，西安和南京之间和与战的集中问题，恰恰是对蒋的方针问题。因此，为了统一思想，作为中共中央负责人的张闻天,在中央政治局的正式会议上作出这样明确的负责表示，应该说是必要和可贵的。会议在认识一致的基础上产生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两个文件。其一是公开发表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这是中共明确表示和平解决事变的一个公开文件，建议由南京政府召开由各党派参加的“和平会议”，讨论事变的解决办法和抗日救亡大计。其二是张闻天亲自起草的对党内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这是代表中央向全党说明和平解决方针的一个文件，全面系统地分析了西安事变的性质和发展前途，阐述了我党力争和平解决事变的基本方针和任务。
危急时刻挺身而出，亲临西安解决内战危机
12月25日，蒋介石在作出六项承诺保证之后获释，使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实现了第一步。但是，由于蒋介石回南京不久就扣留了张学良，并派重兵进攻西安，使一度缓和的局势又陷入了严重的危机。12月31日，南京当局组织军事法庭审判张学良，紧接着蒋介石就调动五个集团军的兵力进逼西安。西安方面主战派的声浪更是顿时上升，紧迫的形势再一次要求我党表明态度，并拿出正确的对策。于是，1937年1月2日，张闻天再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张闻天透过现象看本质，对客观形势作了科学分析说：“蒋的态度仍是在动摇中，我们的方针还是要争取他。对西安问题的主要关键是团结内部，站在防御的动员更为有利，争取更多的同盟者。南京要进行大的内战目前在舆论上是很难动员的，他主要还是一方面以武力来威胁，一方面来分化西北。我们主要方针是巩固内部与动员援助西安，反对内战。要蒋脱离右派转向抗日，是要经过很多的困难的，主要要依靠斗争与活动。”张闻天的这番话，既看到蒋仍有转向抗日的前途，又看到蒋目前所施展的手法。无疑，这对于稳定局势，统一内部认识，继续坚持党的正确方针，而不为一时的现象所动摇是十分重要的，后来一个半月局势的发展也证明了张闻天上述观点的重要和正确。
由于南京方面扣张不放，东北军中的少壮派坚持主张强硬抵抗，主张同蒋军决一死战，内战一触即发。在这矛盾极端尖锐的情况下，张闻天仍然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1月25日，张闻天又致电刘少奇，指示北方局要“大力策动各方和平解决西安问题，此是目前时局中心关键”。为了处理西安复杂的局势，切实落实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问题的方针，张闻天更是不畏艰危，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毅然于1月27日秘密抵达西安，与周恩来、博古等现场共商解决内战危机问题。
到达西安后，张闻天详细了解了西安情况，之后以个人名义发出了一份致毛泽东并告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电文介绍了西安主战派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明确主张：“我们的方针应该毫不迟疑地坚决为和平奋斗，为贯彻这一方针，必须要动员一切力量，争取左派中之大多数分子相信我们政策的正确。对极少数不能说服的过激分子应与之斗争。”并征求毛泽东的意见说：“此间正为这一方针奋斗中，你有什么意见?”
28日上午，正当张闻天发出上述电报时，博古急匆匆地赶来了。原来，27日晚，东北军青年军官50余人到周恩来住处请愿，激烈反对和平撤军，只能接受释张才能撤兵的条件。经周恩来多方劝说，仍不听，以同我们决裂相威胁。深夜，周恩来、博古获悉有几个人已拟就暗杀名单，内有东北军主和派及中共代表等。博古向张闻天告以紧急情况后，紧紧握住张闻天的手，激动地说：“正是在很尖锐的时候，很险恶的时候，洛甫同志你来了。”并说：“现在车辆已准备好，须立即驰赴云阳我军前敌总指挥部。”
抵达我军前敌总指挥部后，张闻天立即同那里的杨尚昆、任弼时、王稼祥等同志紧急商议，并以他个人名义(但说明已取得杨、任、王的同意)发给陕北毛泽东和西安周恩来、博古一份在军事、政治战略上均有重大意义的电报：“为向各方坚决表示我们对和平的诚意，在陕南的红军主力即应开始从商县一带向渭北撤退。”这不仅表示了我们对和平的诚意，而且也有军事作用，收缩兵力，防止被歼。电报还提出：“红军愿意服从主张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南京中央政府的指导。红军要求蒋委员长立即销假视事，主持中枢。”
上述要求显然是对我方有利，使蒋陷于被动并难于玩弄新的花招的好办法。因为，蒋于回京后不久即耍赖皮，假惺惺表示自己统率无方，请假养病，以撑面子。如此，则他既可以让别人进攻西北，他个人又可装作未主持战事。如今让他销了假，他就不能不适当考虑他在西北停止内战的诺言，如再坚持武力解决就逃避不了重新发动大规模内战的责任。张闻天在这份电报里所表现的高超的斗争艺术是相当可贵的。
在张闻天紧锣密鼓筹划部署之际，形势却继续升温，西安东北军少壮派主张武装抗蒋的气氛愈来愈浓，一部分稳健的将领情绪上也有所动摇，准备同中央军决一死战，内战危机更加紧迫。1月30日下午，张闻天和彭德怀、王稼祥以及刚从西安赶到云阳的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紧急商量对策。会议一致决定“在为和平奋斗的基本方针”仍不变的前提下，有必要采取同友军行动一致的灵活办法，并电告毛泽东等：“在打的过程中仍同南京谈判和平，如打得好和平仍然有希望，如打败则使友军从实际经验中相信我们的和平主张，在更不利的条件下接受和平。”
此时，民族危机日趋严重，日本全面性占领中国的战争行为已迫在眉睫，再不允许蒋系势力继续打大规模的内战了。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提出五项国策、四项保证，在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的努力下，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虽然形式上通过了所谓《根绝赤祸案》，但实际上只不过是蒋介石以阿Q精神表示了停止武力“剿共”，正式重开国共合作商谈的态度。至此，西安事变基本上以和平解决而结束。
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这一历史性的决策，是党中央领导核心充分发扬民主，集中集体智慧的结果。从领导核心来说，张闻天与毛泽东、周恩来三人无疑是我党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全过程中三个最为核心的人物。
（责任编辑 王昕颖）
文自《党史文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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