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瑾于1875年11月8日（农历十月十一日）生于福建省闽侯县一个官宦家庭，她的祖父秋嘉禾，父亲秋寿南都曾为清朝官吏。1907年7月15日（农历六月初六）秋瑾拒绝退避，临危不惧，英勇就义于她的祖籍浙江省绍兴市轩亭口。如今，在她的牺牲地高高地矗立着秋瑾烈士纪念碑，她居住过的和畅堂，解放后被人民政府辟为秋瑾故居。在杭州西湖西冷桥畔，著名的民族英雄岳飞墓前建有秋瑾烈士墓。孙中山先生曾亲笔为秋瑾题词：“巾帼英雄”。周恩来总理生前题词：“勿忘鉴湖女侠之遗风，生为我越东女儿争光”。
优裕欢乐中度过童年
秋瑾原名秋闺瑾，字璇卿，小名玉姑，自称“鉴湖女侠”。
秋瑾所处的年代，正值中国步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期，由于清朝的腐败、卖国，亿万中国百姓陷入水深火热的苦痛深渊，民不聊生，国家日渐衰败。由于秋瑾的祖父和父亲先后都为清朝官吏，所以她的童年是在优裕的生活和欢乐之中度过的。在秋瑾的一生中，童年是她唯一无忧无虑，轻松快乐的时期。
秋瑾兄妹四人，兄长秋誉章，字徕绩，妹秋闰呈（后改称名呈），字佩聊，弟秋宗祥（后改为宗章）。
秋瑾稍大即入家塾，念的是《三字经》、《百家姓》、《神童诗》等，但她爱读的却是诗词、明清小说和笔记传奇。在翻阅“闲书”中，她看到“子曰诗云”之外的新鲜世界。她特别仰慕的是那些古今英雄豪杰，在很小的时候就写下这样的诗句：“今古争传女状头，红颜谁说不封侯？”、“莫重男儿薄女儿，始信英雄亦有雌。”她从小不仅仰慕英雄豪杰，而且还立志要做英雄豪杰那样的人。
秋瑾从小聪颖过人，她念过的诗词过目不忘，祖父和父亲都惊喜不已。祖父秋嘉禾那时在福建厦门、漳州一带为官，每每下堂回来，都看到秋瑾抱着杜甫、辛弃疾、李清照的诗词吟读不舍，有时，秋瑾还捧着自己作的小诗给爷爷看。爷爷坐在太师椅中，捻着长长的胡须，欣赏着孙女的吟唱，脸上露出甜甜的微笑。父亲秋寿南也为女儿惋惜说，“阿瑾若是个男儿，考（科举）起来不怕不中。”
秋瑾虽是女子，但自幼身带豪气，喜好习武。秋瑾15岁时爷爷秋嘉禾60岁告老还乡，从福建回到浙江绍兴。还在福建的时候，秋瑾就听母亲说舅父和表兄都精通武术，回到绍兴以后，她天天缠着母亲要去舅舅家。后来，秋瑾终于如愿到了浙江萧山舅舅家，向舅舅和表兄学习刀剑棍棒。秋瑾也和其他女子一样从小缠了脚，习武非常不易。每次习武下来，裹脚布上都会渗满了鲜血，疼痛难忍，但她都咬紧牙并坚持下来，从不叫苦。刚学骑马的时候，秋瑾求胜心切，两腿一夹马肚子，那马向前猛一窜，秋瑾一不小心就从马背上摔下来。虽然疼痛难忍，但倔强的秋瑾害怕舅舅再不让她骑马，就咬着牙关连声说“一点不疼”。秋瑾每天闻鸡习武，挥刀舞剑，骑马驰骋于山野之间。后来，在革命活动中，她练就的本领，还真派上了用场。
秋瑾终生痛恨又无奈的一件事是缠足，她从中深切体会到，妇女们要觉悟起来，向封建旧礼教宣战，在社会革命中争取妇女的彻底解放。
黑暗樊篱中苦索苦争
随着年龄的增长，命运向她又一次发起了挑战。秋瑾是一位性情豪爽，热情奔放，有着远大志向的女子。但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条件下，封建礼教和传统习俗使她陷入了痛苦的深渊。1896年5月17日，由父母包办秋瑾嫁给了一个胸无大志的纨绔子弟王子芳。
1894年，秋瑾20岁时，她的父亲秋寿南调任湖南湘潭厘金局（税务局）总办。湘潭有一个叫王黻臣的富商，家里开有当铺、钱庄、茶号。秋瑾的父亲本来就与王相识，到湘潭后经常来往。一天，秋寿南的好友李润生来到秋家，满脸堆笑。原来，他是受王黻臣之托为其儿子王子芳向秋瑾提亲的。王子芳比秋瑾小4岁，曾就读于岳麓书院。王子芳生得面目俊秀，潇洒风流，颇有文名，获得了秋瑾父母欢心。秋瑾的父母，认为两家门户相当，就把秋瑾嫁给了王子芳。秋瑾对王子芳并不了解，也不愿嫁给王子芳，秋瑾曾提出：“我为什么要嫁他？”但是，当时男女婚配全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秋瑾只得从命。
王子芳虽读过书，但胸无大志。而秋瑾的婆婆也是思想顽固，性情暴躁，对秋瑾要求非常苛刻。结婚以后，秋瑾每天都要早晚两次去向婆婆请安，一举一动都要严守家规，稍有不慎，婆婆就要当面指责。
秋瑾嫁给一个家富却无志，庸碌且无能之夫，秋瑾在王家每日彷徨苦恼，犹如困兽。
1899年戊戌政变后，王子芳花了上万两银子捐了一个户部主事的京官。全家搬到了北京后，王子芳整天忙着迎官拜客，还结交了几个贝子、贝勒，他们夫妻越发疏远冷淡。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1901年9月7日西太后逃往西安。不久，为了苟和图安，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在《辛丑条约》上签了字，中国社会更加黑暗。早就读过陈天华等人文章的秋瑾，从陈天华的《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中得到了更多的启示——“反对封建，推翻清朝统治”。
到北京后，秋瑾结识了几位进步女性，再加上她经常用心读报读书，思想境界大为开阔。对秋瑾影响较大的是与她义结金兰的吴芝瑛。吴芝瑛是一位正直、爱国的妇女，她的丈夫廉泉曾参加“公车上书”，后在上海开办“开明书店”。吴芝瑛非常支持秋瑾从事妇女解放活动。秋瑾还结识了京师大学堂日本教习服部博士的妻子服部繁子。秋瑾从服部夫人那里了解了许多日本的情况，她还决定到日本去留学，探索人生之路，探索报国之策。她认定，只有出国留学，才能突破牢笼，才能自立自救，才能施展抱负，才能拯救祖国。
秋瑾终于冲破封建家庭的樊篱，由苦索苦争，奔向反封建的革命之路。秋瑾为表示决心还毅然脱掉了女儿装，坚立男儿志。服部夫人后来在《回忆秋瑾女士》中写道：“事情很出于意外，出现在我面前的这位朋友，到底是男是女：苗条的身子稍向前弯，浓密的黑发散乱地披着，一身洋式的男装。蓝色的鸭舌帽歪戴着，盖住了半只耳朵；身上穿着很不合身的半新半旧的普通男式西服，袖子过长……肥大的裤管下面露出茶色的皮鞋，胸前系着一条绿色的领带，脸色白得发青，大眼晴，高鼻梁、薄嘴唇。身材苗条，好一个潇洒的美男子。”巾帼英雄的风采跃然纸上。
为推翻封建矢志不移
心怀大志的秋瑾，在封建樊篱中苦索苦争8年，终于走向了一个广阔的天地，成为了顶天立地的巾帼英雄。
1904年2月，在秋瑾赴日留学前夕，几位女友在京南陶然亭为她饯行送别。秋瑾不禁忆旧抚今，感慨万千地写下“梁携手处，千里暮云横”。1904年3月，秋瑾与好友服部夫人到上海，回绍兴拜别了老母，毅然登上了轮船。临行前，她特意到照相馆拍摄了一张身着男儿西装的照片。1904年6月28日，秋瑾与服部夫人在上海乘上开往日本神户“独立号”轮船，7月2日船到日本神户，4日乘火车到达东京，开始了她的留学生涯，彻底走上了反清爱国的革命人生之路。
在东京，秋瑾亲眼目睹了日本明治维新后繁荣的资本主义景象，心中燃起了对祖国的无限希望。为了专心学习，她把女儿寄养在友人家中，后来又忍痛割爱，让女仆把孩子送回了国。她望着心爱的小女儿，牵着陌生人的手消失在茫茫的大海，心潮澎湃。她毫不留恋地放弃，毅然决然地追求，她开始了革命与奉献的人生旅途。
秋瑾在日本留学时间仅仅两年。在紧张艰苦的学习的同时，她尽一切可能积极参加中国留学生的各种活动，尽己所能帮助一些有困难的中国留学生，并开始了爱国反清的革命活动。
一到日本，秋瑾就利用一切机会参加中国留学生的活动。无论是浙江同乡会，还是湖南同乡会的活动，她一次不落，不仅参加，还登台慷慨演讲。她热情真挚的演讲，使听者感动万分，热泪盈眶。时间不长，秋瑾就成了留学界的知名人士。她与许多革命人士，著名人物，如鲁迅、陶成章，湖南籍的宋教仁、王时泽，广东籍的何香凝、冯自由等有过不少交往。
秋瑾认为，爱国反清必须联络群众，广交爱国志士。当时有一个留日女学生组织了一个“共爱会”，但人数少，活动少。秋瑾明确提出“反抗清廷，收复中原”的口号，将“共爱会”改组为“实行共爱会”，这是中国妇女最早成立的一个组织。秋瑾就是此时将秋闺瑾改为秋瑾的。
1904年10月下旬，秋瑾与几位志同道合者一起乘车来到横滨参加了以“推翻清朝，恢复中华”为宗旨的“三合会”，秋瑾被封为“白扇”（军师）。“三合会”是一个秘密的反清团体，入会时要举行秘密而复杂的仪式，要把头放到一把钢刀上宣誓，还要跳火盆，饮鸡血酒，会员之间说话，走路都有暗号。1905年初，秋瑾完成了日语研习的学业，因为钱将用完，决定回国筹措学费，在向一个亲戚陈义辞行时，正巧碰上反清革命组织光复会的缔造者之一陶成章。秋瑾对陶早有耳闻，陶也听说秋瑾是留日女学生中一位著名人士。两人相见谈得很投机，秋瑾即提出参加光复会的要求。陶成章一开始有点不以为然，并说：你一个女人家，舞刀弄枪不合适。秋瑾听了当即拔出腰间的倭刀，乘着酒兴起舞，在座之人大加称赞秋瑾不愧为“鉴湖女侠”。陶成章后来不仅介绍秋瑾参加了“光复会”，还向她介绍了光复会在国内的两位首领蔡元培和徐锡麟。后来，秋瑾回到绍兴进行反清革命活动的时候，主要就是依靠的当地的光复会等秘密会党。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正式成立，之后半个月，秋瑾经冯自由介绍加入了同盟会，并在黄兴的寓所庄严宣誓：“联盟人浙江省会稽县人秋瑾，当天发誓：驱除达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比，任众处罚！”秋瑾由爱国反清真正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秋瑾是浙江籍留学生加入同盟会的第二个人，被推举为同盟会的评议员，浙江主盟人。
血溅轩亭口英名千古
在秋瑾赴日留学期未满之时，日本政府根据清政府的要求，颁布了《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当时，清政府已内外交困，得知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和留日学生宣传革命，非常恐慌，多次要求日本政府驱逐留日中国学生，8000名留日中国学生立即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并组织敢死队与日本政府交涉。秋瑾担任了敢死队队长，坚决主张回国。
1905年12月25日，秋瑾登上自横滨开往上海的“长江号”轮船毅然回到上海。秋瑾是怀着献身国家的决心回国的。她满怀激情，视死如归，决心大干一场。在一首诗中，她写道：“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回国后，秋瑾给留在日本的友人王时泽的信中写道：“君之志则在于忍辱以成其学，而吾则必不受辱以贻我祖国之羞；吾回国后亦当尽力筹划，以期光复旧物，与君相见于中原。成败虽未可知，然苟留未死之全生，则吾志不敢一日息地。”她认为当时没有一个女子为拯救祖国而献身是女界的耻辱，说：“吾自庚子以来，正置吾生命于不顾，即不获成功而死，恋吾所不悔也。”
1906年初，秋瑾回到绍兴以后，在徐锡麟、陶成章介绍下，先在明道女校教体育，1906年3月又到吴兴县南浔镇浔溪女校教日文、卫生等课。
秋瑾在浔溪女校任教仅两月，却结识了3位挚友。当秋瑾向学生讲述外面世界的情形，讲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道理时，大家都兴高采烈地围着秋先生，只有一个叫吴珉的学生却独自坐在角落里沉默不语。当秋瑾了解到，吴珉原来是一个童养媳时，二话没说，拿上钱就去为她赎身。后来，吴珉一直跟随着秋瑾；秋瑾牺牲之后，她毅然更名为吴惠秋，带着秋瑾交给她的秘密文件离开绍兴参加了革命。秋瑾还与浔溪女校的教务长徐自华（字寄尘）和她的妹妹徐蕴华，字小淑（秋瑾的学生）结为生死之交。在秋瑾最后的两年里，徐氏姐妹给了她许多温暖与慰藉。有一次，秋瑾得了重病，是徐氏姐妹日夜看护。在《病起谢徐寄尘小淑姊妹》一诗中，秋瑾写道：“朋友天涯胜兄弟，多君姊妹更深情。”“徐自华和吴芝瑛等好友，劝药每劳来热盏，加餐常代我调羹。”徐自华和吴芝瑛等好友，在秋瑾牺牲后都冒着生命危险为秋瑾在杭州西湖西冷桥畔修造了坟墓。
1906年12月的一天晚上，秋瑾匿居在朋友家中，突然有人来访。来人是未曾见过面的革命党人王金发。他带来了徐锡麟的亲笔信，提出共同筹划武装反清起义。秋瑾非常高兴，立即备酒待客，酒逢知已，长谈彻夜，一致认为武装反清的时机已到。王金发这次来是受徐锡麟之命，请秋瑾主持绍兴大通体操学堂，负责浙江会员的领导工作，徐锡麟去安徽开创革命局面，两省配合待机进取南京。
秋瑾为了更好地宣传反清爱国的革命思想，唤起民众，特别是妇女的觉醒，她到上海创办了《中国女报》。经过艰难努力，1907年1月14日，《中国女报》第一期问世，但由于经费难措，1907年3月4日，《中国女报》出版了第二期后就被迫停刊了。
为了办《中国女报》，秋瑾曾以极大的热情和毅力，千方百计筹集经费。她曾四处奔走，亲自筹款，并在《中外日报》上登载《征股广告》，计划集股金一万元，但结果只有四、五个人入股。她的好友徐自华捐助了1500元。无奈之中，秋瑾想了一个办法，去湖南湘潭向夫家筹款。当时，秋瑾的丈夫王子芳在北京，其父见秋瑾回来，以为她回心转意了，要与其子破镜重圆，也为了王家的面子，就给了秋瑾一笔不小的款子，但最终还是办刊失败了。
秋瑾不久返回绍兴，以大通体操学堂为依托，奔走于浙江各地联络会员，准备武装起义的各项工作。正当秋瑾积极筹划起义一切即将就绪时，传来徐锡麟在安徽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失败被杀的消息。
1907年7月10日，秋瑾从报纸上得知徐锡麟在安徽安庆的起义失败并被杀害的消息。她手拿报纸，失声痛哭。有人劝她暂避他地，并为她联系了上海租界安身的地方，她都拒绝了。她不食不语，写下了一首绝命诗，其中有这样的诗句：“痛同胞之梦犹昏，悲祖国之陆沉谁挽。”“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
7月13日一大早，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突然来到大通学堂门前，看看四周无人才小心地进了院子。原来他是化了装的革命党人王金发。他是特意来告诉秋瑾，清兵已过钱塘江，催她赶快离开绍兴。秋瑾只说了一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王金发无奈，给秋瑾留下一支手枪，与秋瑾挥泪而别。秋瑾视死如归，决心为反清爱国，唤起民众而献身。秋瑾被捕以后，她最后写下的一句话是：“秋雨秋风愁煞人”。在审讯她的时候，她只陈述了自己的主张，对革命的活动一字未说。最后她说：“革命的事不必多问，要杀要剐随便吧！”
1907年7月15日（农历六月初六），秋瑾就义于绍兴轩亭口，年仅32岁。
秋瑾牺牲后，她的挚友徐自华、吴芝瑛等人冒着生命危险，在杭州西湖西冷桥畔、著名的民族英雄岳飞墓前修建了秋瑾烈士墓。在她的牺牲地绍兴轩亭口矗立着秋瑾纪念碑。她居住过的和畅堂被人民政府辟为“秋瑾故居”，国家出版了《秋瑾史迹》、《秋瑾集》等，以示永久的纪念。
（责任编辑 王昕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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